zhi1983

　　女性性工作者生存调查“首先是生存，第二是保证不被杀被抢，第三才是防
范性病、艾滋病。”这是著名学者潘绥铭对中国女性性工作者生存状态的描述。
在媒体的报道中，几乎可以每周１～２次发现“小姐”被杀的新闻，而在《中国
新闻周刊》记者对数十名最底层“小姐”的调查中，几乎每个人都有被抢、被强
奸的经历。

　　翻过那种寻求刺激的心态，有研究者将这种现象上升为对人权的尊重。按照
那个被世人普遍认同的定律，人最基本的权利是安全被保障。对中国难以统计的
女性性工作者来说，虽然工作是灰色的，但她们同样是公民，生存权理应得到保
证。

　　东莞，一个性工作者脸上的刀疤在车厢里交易完后，男子凶相毕露。一把将
近１米长的西瓜刀，架在英仔的脖子上。搜身仍在继续。最后，男子从她的鞋垫
里发现了４００块钱。这种隐藏似乎激起了他的愤怒，还没等英仔反应过来，刀
锋已经划开她的脸颊英仔第一次“出台”，就遭受了严重的暴力袭击。

　　那道刀疤今天仍然留在她脸上，１０多厘米长，形同蚯蚓。“杀死你就像踩
死一只蚂蚁！”身为“站街女”的英仔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述那一刻的恐
惧，“我的血顺着刀锋往下流去，明晃晃的西瓜刀变成了红色。”

　　伤害发生在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８日凌晨。英仔终于抵御不住每月３０００元
的诱惑，决定“下水”了。这位现年３３岁的女人来自贵州北部的一个农村，曾
担任深圳一家企业的总经理助理。丈夫怂恿英仔挪用公款，事发后她被公司开除。
去年，她离婚了，剩下一堆债务和一对６岁的双胞胎男孩——他们要上学。

　　这个春天，她来到了广东东莞。在这个以“服务业”著称的城市里，有着大
量与她经历相似最后不得不选择站街的女子。３月１８日凌晨２：００，英仔第
一次站街，她随着她的朋友园园来到南城运河加油站。每逢黄昏，一群群性工作
者们就会在这里聚集，直到深夜。

　　一辆白色面包车开了过来，“去万江大桥，１００块钱。”车主说。在英仔
的回忆里，车主大约３０岁，身高在１。７３米左右，操着广东口音。他自称经
常光顾这里，还是第一次看见英仔。

　　面包车向万江大桥——一个偏僻的地方驶去。这个刚刚从业的女子并不知道
自己在走进危险，根据《中国新闻周刊》对２０起性工作者被杀的案例的统计，
绝大多数发生在城乡结合部等缺乏监管的地区。当然，面包车并不是最危险的地
方，７０% 以上的案件发生在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里。

　　在车厢里交易完后，一把将近１米长的西瓜刀，架在英仔的脖子上。搜身开
始了。最后，男子从她的鞋垫里发现了４００块钱。这种隐藏似乎激起了他的愤
怒，还没等英仔反应过来，刀锋已经划开她的脸颊。

　　“我浑身发抖，最初感受不到任何疼痛，只是觉得有东西从左脸上不断流出。”
英仔说，“过了两分钟，才感觉火辣辣的疼，像有无数只蜜蜂疯狂地蜇自己。”

　　暴力止于英仔把自己的“小灵通”主动交了出来。男子一脚将她踹下车，借
助车灯，英仔记住了车牌是“粤S ０２×××”。但《中国新闻周刊》通过有关
渠道查询，这是一个假牌照。

　　“我被人抢劫了！给我手机，我要报警！我记得车牌号码！”当英仔逃回南
城运河加油站时，她遇到了园园。

　　“我以为她疯了，”园园说，“我们是ggga局打击的对象，去报警不是自投
罗网吗？”

　　４３岁的园园已在东莞做了１０年性工作者。与刚刚出道、性情耿直的英仔
相比，她显得相当老到——你甚至难以分辨她的名字的真假。“做这一行的，绝
大多数用的是假名字、假身份证，”一位广东警官说，“她们怕留下证据被拘留。”

　　所以，即使受到伤害，也几乎没有人报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赵军对一个
中型城市的调查表明：该市的一宗系列绑架、抢劫小姐案中，犯罪分子先后作案
２０余件，只有１个被害者向ggga机关报了案，但隐瞒了性交易的事实，谎称遭
人飞车抢夺。一个保护女性性工作者的网站曾对北京的几十名“小姐”进行调查，
其中只有不到１/ ５的人表示被伤害后可能报案。“”小姐“遭到不法侵害，理
论上应寻求警察的帮助；另一方面，警察又对她们所从事的性工作进行查处。”
赵军说，“这是矛盾的。”

　　英仔听从了园园的建议，无奈地把捂着脸的手放了下来。一道伤口在她左脸
上蜿蜒，皮肉裂开。而园园的脖子上同样有一条伤疤，大约１５厘米长，在昏黄
的路灯下仍然显眼。那也是一次交易后，她遭到抢劫并割喉，险些丧命。

　　受伤的英仔没有选择医院，“如果缝了针，就破相了”。再说，她也不愿意
忍受医生的冷眼。她回到住处休整——最开始来东莞时，她住在坝头桥头一家很
简陋的招待所，也就是“１０元店”。最初来东莞的“小姐”大多会选择这样的
住地，而当稳定下来后，就选择在城中村群居。客人——“小姐”——给“小姐”
提供衣食住行的人，盘活了中国的地下经济。

　　１０平米房间的简陋可想而知，但破旧的被子被英仔叠得很整齐。小旅馆也
是容易发生交易的地方，但同样充满危险。没有摄像头的监控，让很多“烂仔”
为所欲为。

　　休整４天后，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１日晚，英仔再次出现在南城运河加油站。
“实在没钱过日子了，只有复工。”她喃喃自语，抱怨每天住在“１０元店”里
开销太大。哪怕是炒碗面也要花去４块钱。

　　刀伤差不多愈合了，旁边还有少许血迹，但伤疤十分明显。“不小心碰到伤
口，或者洗脸时不小心碰了水，都会很疼。”英仔说。

　　大多数站街女都有着各种各样伤疤。“我们抓住过几个站街女，她们身上伤
痕累累，连屁股上都被烟头烫过。”一个经常在这里执勤的治安队员说。学者赵
军在对近百名女性性工作进行访谈后发现，很多人都有在从业过程中遭到抢劫后
虐待的经历。其中最典型的是在深圳，两名“小姐”在出台时遭遇抢劫，之后脸
上被刺青“妓女一号”。

　　然而，东莞运河边的治安员并不同情她们。“这些人就得狠狠地打！”一位
治安队员说。因为南城ggga分局下了死命令，要从严整治运河一带的站街女。为
此，治安队员两班倒，以凌晨１２点为交接时间，不间断巡查。４月６日凌晨，
《中国新闻周刊》撰稿人目击了他们毒打“小姐”的一幕。“你们这种贱人？？”
４个治安员用警棍狠狠抽一个自称阿红的女孩，“我就打你了，有本事跳河去？！”

　　“这就是现实，你必须接受。”英仔说。又一辆载着危险和金钱的白色面包
车开了过来，她上车了。

　　３月２６日凌晨，《中国新闻周刊》撰稿人再次见到了英仔。她靠在沙发上，
一言不语，只是叹息，间或用手抚摸一下脸上的伤疤。

　　“我要离开了，去广州卖凉粉。”她的声音很小，“虽然挣钱不多，但好歹
能够堂堂正正活着。”

　　起因是在３月２２日晚上１１点，她在交易时又遭遇了抢劫，并被两人轮奸。
“我身上不到２０块的现金，装有换洗衣服、化妆品以及证件的行李都被抢走了。
他们还翻出了一张农行卡。”英仔说，“当时，一条大约两米长的铁丝勒住我的
脖子，逼我说出密码。２０００元就这样没了，那是我那两个小孩的学费。”

　　困境中，只有孩子是她的希望。１９９５年，英仔从贵州远嫁广东省五华县，
７年后生下了这对双胞胎。“我们曾经很有钱，家里开了一个养猪场，存款最多
的时候有９７万元。”英仔说，“但当我去湖南婆家看孩子的时候，老公在一家
大型赌场输光了所有的钱。”

　　此后的她在深圳打拼，已经做到了一个企业的管理位置。又是因为丈夫的赌
博，让她挪用２５万公款。她被开除后，在东莞后街开了个大排档，但因生意冷
落而停业。

　　“离婚后，孩子给了他们的爸爸。每月，我要寄４００元回家。”英仔苦笑
说。而在抬头时，她脖子上就会露出一道铁青的印痕——铁丝留下的痕迹，再加
少许的红肿。

　　园园对英仔“上岸”的想法感到吃惊。“她以前当过白领，目前还没完全适
应。”这个有１０年经验的性工作者说，“她被抢是因为经验不足。但这两次经
历后，被抢的概率就会小些。”

　　“其实每个月我都会遇到抢劫，只是没有她损失那么大。”园园说很少带钱
出门，就算带也都在２０块钱以下。即使这样，还是有人过来抢劫——抢她们几
乎没有任何风险，哪怕将她们杀死。

　　为逃避这种恐惧生活，她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开始吸毒。从开始的白粉，再到
静脉注射，这让她们更是体无完肤。“有些姐妹因为吸毒过量，就那样走了。”
园园说。为筹集毒资，她们铤而走险的一次次走向运河加油站？

　　“每当警车在附近出现时，虽然知道他们又来驱赶我们了，但还是很安心。”
一个叫“春林”的性工作者说，“毕竟，警车可以震住想伤害我们的人。真希望
有一个穿着警服的亲人或者朋友，那些人就不敢欺负我们了。可惜警察不能给我
们做保护伞，否则就算交保护费也值。”（文中英仔为真名，但为保护当事人隐
私，将其姓氏隐去）